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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位班主任的一堂课
发布时间:2017-07-08 点击: 发布:中国论文期刊网

     
     


     


     汪凌莹在上课
     


     汪凌莹和12位老师在老宅的合影
     很多时候,汪凌莹的世界都被装进一个袋子里。
     那个白色的无纺布袋,已经被五六本书塞得满满的,书上有拼音、生字和故事。对于普通人而言,那意味着受教育的开始,是通向更广阔世界的钥匙。
     通常,这个袋子被毫不起眼地安放在距离汪凌莹家4公里外,浙江省淳安县浪川乡双源完全小学老师办公室。3年的时间里,这所学校的全体12位老师,每人都提上过这个袋子。每一周,他们之中总要有人独自走上山路,把外面的世界用袋子装好,送到汪凌莹眼前。下一周,再换成另一位老师。
     由于患有成骨不全症,汪凌莹13年的生命中有7年都坐在轮椅上。命运先后禁锢了她的双腿、视力和听力,如果没有这个袋子,她伸向外界的一切触角几乎都被斩断了。
     自从今年2月到浙江省人民医院住院以来,她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那个袋子了。6月9日这天,听说老师要来,她又像往常一样坐直身子,眼巴巴地望着门口。
     蒋有兵熟悉这种眼神。他是学校12位老师之一,也是校长。从学校到汪凌莹家,走路需要一个小时,有时还要翻座山。这个10年前毕业的大学生,即便在大山里,也总是穿着皮鞋和衬衣。穿过葱郁的茶园和桑田,鞋底已经沾满了泥。每次隔着老远,他就能看到汪凌莹坐着轮椅等在门口。
     跟周围盖着欧式围栏的房子相比,那个家显得格外破旧。两层高的楼房没有任何外部装饰,裸露着灰扑扑的水泥。门前延伸下来的不是台阶,而是围着不锈钢扶手的缓坡。在这个三口之家,这个设计需要考虑到两个人——除汪凌莹外,她的母亲四肢发育畸形,髋部几乎直接连接着双脚。
     蒋有兵记得在3年前,刚刚10岁的汪凌莹被浑身湿淋淋的父亲抱进了自己的办公室,父亲乱蓬蓬的须发垂过肩头,人造皮衣的表面毛毛糙糙。“我女儿想上学,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。”她的父亲看起来更像个干瘦的老人,来回搓着手,不好意思地笑着说。这个新调任的校长还在犹豫,面前的女孩突然抬起头,小声地说:“校长,求求你让我读书吧,不然爸爸妈妈老了都没饭吃了。”
     这个答案消除了蒋有兵的一切顾虑,他很快作出决定:让12位老师轮流到她家上课,包括他自己。
     从那以后,老师们开始频繁进出这栋灰色的房子。房子里几乎没有高过一米的家具,凳子大多只到脚踝,屋里常年移动着一大一小两把轮椅。在这里,生活就像地上低矮的板凳,始终保持着匍匐的姿态。
     当年汪凌莹父亲穿过的那件衣服,皮子已经剥落了快一半,挂在用竹竿削成的衣架上。地上晾着大蒜,屋子里黑洞洞的。除了过年时贴在墙上,被撕成条状的红纸,屋里唯一鲜艳的色彩就是一套绿色的桌椅,和挂在墙上的一块墨绿色的小黑板。
     这就是汪凌莹的教室。课堂上只有她一名学生,12位老师每人都是她的班主任。
     随着病情恶化,她的视力和听力不断下降,能够看清的事物越来越少,连书上指甲盖大小的字也看不清了。为了方便她阅读,老师们会用黑色油彩笔把课文抄在一张A3纸上,或者把一个生字打印成巴掌大小,用红色在上边标注拼音。还用硬纸板手工制作了一把尺子,大小是普通塑料尺的十几倍。
     最初那个装书本的袋子破了又换,里头却始终是小学一年级的课本。刚开始,她连类似“跟读一遍”的上课指令也无法理解,拼音学了整整一年,四个声调都说不好,说话时紧张得手指都在颤动。老师手把手教她写字,总是担心用力太大把她的骨头捏碎。
     但她似乎永远不会疲惫。接连两三个小时的课程,汪凌莹从来不需要休息,总是央求老师“再讲一点”,到吃饭的时间也不想让老师离开。她没有午睡的习惯,“不困”,觉得睡觉是“晚上该干的事”。就算在病床上,身边也总是放着老师为她抄写的课文。
     她心里明白,自己必须珍惜课上的每分每秒。因为这次下课以后,下次上课又将是一周以后了。
     为了让她的等待显得不那么漫长,蒋有兵给她买了一个芭比娃娃,金色的卷发,桃红的裙子。娃娃会唱歌、讲故事,还会说“再见”“你好”。那是蒋有兵跟自己刚上幼儿园的女儿一起,在千岛湖镇最大的广场上买的。每到夜里,那里有孩子在宽阔的湖边玩滑板,楼上闪烁着红色的霓虹灯:“花样年华”。而汪凌莹能看到的最远的世界,通常只是窗外低矮的桑树和苍翠的竹林。
     在汪凌莹的花样年华里,她成了家里唯一一个会写自己名字的人。几乎在课本的每一页上,她都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     汪凌莹写字时,紧握着笔的手指关节泛白,铅笔在纸的背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有一页从上到下,她分别写了父亲、母亲和自己的名字,旁边用小字标注着:大、中、小。
     一开始上课的时候,母亲要么在厨房做饭,要么在院里洗衣服,总是离得远远的。有人给她拍照,她总是把较短的那只手脚尽量隐藏起来。后来有老师告诉她,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听听课,“这样你们平日里就能互相复习。”她开始靠得越来越近,最后直接搬了个凳子坐在女儿身边,跟她一起听课。汪凌莹第一次有了“同学”。
     她的父母都没上过学,小时候“连饭都吃不上”。长大后,父亲只能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打零工,每天4点从家里出发,中午就在树荫下睡觉。“没文化能做什么呢。”这个53岁的木讷男人双手粗糙,脸上总是挂着憨厚的笑。村里有人去城里打工,他不敢去,怕“不认识路走丢了”。
     汪凌莹的父亲在家排行老二,下面还有3个弟弟跟70多岁的母亲住在一起。老宅就在他家门前不到100米的地方。白墙灰瓦的房子里头,方方的天井取代了电灯,桌上摆着几个剩菜,跟泔水桶的味道混合在一起,油腻的吊扇是为数不多的现代家具。这家里的人经常连户口本和存折都分不清。
     因为家里太穷,汪凌莹的3个叔叔至今讨不到媳妇。正对着门口的墙上,一副闪着金色的“囍”字匾额孤单地挂了15年。那是汪凌莹的父母结婚时挂上去的,为了结婚,她的父亲借了96斤包子、96斤猪肉和96块钱当作聘礼,38岁时才成了家。
     这家人再也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的命运。尽管有时,这并非是他们能够决定的事情。
     慢慢地,汪凌莹开始变得跟母亲一样,只能靠挪动来感受这个世界。上课时,她要从轮椅挪动到课桌上。洗衣服时,她要从低矮的小板凳挪动到高一些的凳子上。
     12位班主任的到来,为汪凌莹带来命运的转机。今年2月份,汪凌莹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,在淳安县政府的帮助下,她被送到浙江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。
     病房的窗外,天色渐渐暗下来了,只有高架桥灯火通明。汪凌莹背对着窗子,艰涩地读着课文。“再读一遍,大声点。”蒋有兵帮汪凌莹把头发拢在耳后,轻轻地说。她的腿刚做完手术,还没拆除固定板,小巧的脚趾动来动去。
     她喜欢这个人来人往的城市。父亲用轮椅推着她去看过西湖,没事的时候,她会拿出手机,一张一张地翻看当时的照片。在这之前,她的移动范围通常是家里的一楼和院子,甚至连楼顶都没去过。
     看着汪凌莹,蒋有兵总能想起自己的童年。他的老家在千岛湖的另一头,小的时候就住在半山腰上,高速尚未通车,去一趟县城必须要坐轮渡。母亲不识字,可就算只吃酱油拌饭,也总会省下钱来供他上学,告诉他“不考第一,过年就没有新衣服穿。”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他从小就知道,读书是走出大山的唯一途径。现在,已经走出大山的他又回到这里,想要帮助更多的孩子改变命运。
     和蒋有兵类似,双源完全小学的12位老师都来自或远或近的农村和或远或近的时代。一位90后的年轻老师小时候是留守儿童,当年为了让自己在同学面前更有“优越感”,才选择读书。而一位出生于50年代的老师说,当时读书只是为了“吃上国家粮”。
     如今,这些人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,希望这个选择能够在汪凌莹身上得以延续。
     “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,深知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。”蒋有兵说。
     在汪凌莹的病床前,挂着66只千纸鹤,那是学校里66个学生亲手叠的,其中有36个是留守儿童。学校的学生人数一直在下降。升国旗的时候,年级从高到低排列,能看到人数越来越少。汪凌莹家所在的村庄总共不到10户人家,大多数居民是垂暮的老人。到附近镇上的公交每天只有两班,站牌上用黑漆写着殡仪乐队的广告。如果不是这12位老师,这些孩子可能会像整个乡镇一样,被时代遗忘在沉沉的大山里。
     那66个孩子跟汪凌莹相比,其实也并未见过更多、更大的世界。今年他们的六一礼物,是两个家庭分吃一桶肯德基。那一天,45个红白相间的纸桶整齐摆放在白色货车的后斗里,一路飘着香气行驶进大山里。
     蒋有兵有时会指着远处的大山跟孩子们说:“你们不想知道山那边是什么吗?”他想让孩子们走出去。“走出去不是指身体的离开,而是视野的开阔。”蒋有兵说,“我希望读书能带给他们的,是拥有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。”
     相比之下,汪凌莹的愿望要简单很多,仅仅是能走路、能识字、能活下去。她并不知道,自己的病根埋藏在基因里,想要彻底根治无比困难。
     “等我腿好了就去学校,认识字以后就啥都能干了。”说话时,她咧着嘴笑,眼神却有些迷离,仿佛无法聚焦到眼前的人身上。
     她把记者手机里关于北京的照片一张张保存下来。在她刚学过的课文里,有一篇叫《我多想去看看》:
     妈妈告诉我/沿着弯弯的小路/就能走出大山/遥远的北京城/有一座天安门/广场上升旗仪式非常壮观/我对妈妈说/我多想去看看/我多想去看看。
     在她家里,有间屋子一前一后摆着两把椅子,其中一把是她的轮椅,还保持着她住院之前的位置。如果人坐上去,视线刚好对着窗外。
     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玄增星来源:中国青年报 10 版
 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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